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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2【糊涂悲剧】
    在某个年代,私企老板和国企老总的界限非常模糊。

    普通百姓看来,宋述民就是个大老板,是响当当的容平市首富。而领导们眼中,宋述民只是多家国企的厂长,厂里的一切都属于国有资产。

    没有谁对谁错,这是一笔糊涂账。

    让我们来看看宋述民的履历吧,他这次已经二进宫了——

    宋述民原是盛海市的下乡知青,因为和村里的姑娘结婚生子,没有选择返回原籍,留在乡镇做起了基层公务员,随即又办起了酿酒作坊,渐渐发展为小型酒厂。

    1982年的时候,改革的春天出现“倒春寒”,省里“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组”进驻本市。

    当时全国都在抓“投机倒把”典型,工作组正愁不知道该抓谁,突然在市郊公路边远远看到宋家的房子。那是一栋三层小洋楼,外墙还贴着白色瓷砖,放在80年代初不啻于豪华大别墅。

    于是工作组的同志说:“住得起这么好的房子,肯定是资本家。”

    一查果然如此,宋述民开办的酿酒作坊,非法占用本该供给国营酒厂的酒瓶,又非法购买本市粮站的粮食用于酿酒。虽然那些酒瓶和粮食都高价付了钱,但放在80年代初确实属于违法行为。

    而且,酿酒作坊的雇工达到了12人,根据《资本论》划分的界限,雇工超过8人就属于资本家,存在“占有工人剩余价值”的现象。

    宋述民因非法侵占国有资产、走资本主义路线等罪名,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。

    万幸,在监狱里只蹲了大半年,中央政策突然松动,宋述民由此提前出狱。

    鉴于这次教训,宋述民不敢再住乡间小洋楼了,更不敢暴露自己的财富。为了合法经营,他只能把自己的酒厂挂靠在镇政府,性质由私人作坊转变为社队企业(即乡镇企业)。

    宋家的悲剧也因此埋下伏笔,酒厂虽然是自家创办的,但由于挂靠关系,属于集体所有制,根本没有清晰的股权划分,这是80年代特殊的历史产物。

    大名鼎鼎的科龙和健力宝皆如此,股权不明带来无穷后患,最终科龙老总被迫辞职,而健力宝则在扯皮中衰败。

    随着中央加快改革步伐,宋家的酒厂办得如火如荼。特别是到了80年代末期,由于物价闯关失败,国家财政不景气,中央下令“名酒不上席”。宋家生产的白酒趁机拓展市场,并且获得市政府的支持,成为本地基层单位的招待用酒.

    再借国营酒厂陷入三角债之机,宋述民到处活动奔走,终于把本市最大的国营酒厂给兼并了。

    宋家不但兼并了国营酒厂,还顺带着兼并了市里的五金厂和塑料厂。

    别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儿,被兼并的五金厂和塑料厂都亏损严重。由于地处偏僻的大西南,想要拆卖都没人肯买,工厂地皮也没有任何开发价值,每年都需要宋述民从酒厂拿钱补窟窿。

    当时全国都在这么搞,地方政府头疼于国企烂摊子,逮着一家明星企业就打包大赠送,或是进行联营,或是直接兼并。由于是乡镇企业兼并国营企业,都属于集体性质,上头还有厂x书记当管家婆,宋述民连开除一个工人的资格都没有。

    宋述民使出浑身解数,终于要到更大的权力,把厂x书记架空之后,他成功将这两家国企扭亏为盈。

    市政府一看高兴坏了,又把另外几家亏损国企扔给宋述民管理,甚至还想打造一个具有示范作用的地方大集团。

    为了获得市政府的鼎力支持,宋述民只能照单全收,硬着头皮把那些亏损国企给接住。

    其实,国企亏损不算什么,厂x书记乱插手也不算什么,最可怕的还是企业股权不明晰。

    宋述民虽然掌管着多家企业,坐拥数亿资产,但他只是个大管家,没有一分钱归他私有——即便酒厂是他从无到有经营起来的。

    前些年,沿海那边流行“量化改革”,开始实行股权分配,许多乡镇企业家由此成为真正的富翁。宋述民也想学着这么玩,但容平市地方偏僻,官员思维非常僵化,根本就不答应所谓的“量化改革”。

    紧接着,宋述民又咨询了一位经济学家,想通过MBO方式来完成股权改造,结果还是被市政府给中途制止了。

    宋述民终于选择铤而走险,他先是以创汇为借口前往新加坡,悄悄注册了一家公司并转移资产。接着,又以新加坡公司的名义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香港公司,再让人打着港商的旗号搞合资,借此来实现管理层的股份所有权。

    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,市政府对从天而降的港资喜出望外。

    谁知分赃不均,管理层有人觉得自己拿少了,直接一封举报信告到省里,宋述民很快就被“控制”起来。

    宋述民的实际罪名是“侵吞国有资产”,但90年代自有其独特风格。为了避免打击企业家的改革积极性,这种情况一般随便判个受贿罪、贪污罪之类的,真正的罪名连提都不提,此类案例层出不穷。

    宋述民其实太急躁了,他还年轻,只要再兢兢业业干几年,国企就会开始大规模改制。到时候根本不用他违规操作,地方官员为了改制政绩,必然会变着法的主动送他股份,2000年前后中国有大量暴富者都是这么发家的。

    现在,宋述民已然成为阶下囚,他一手经营起来的酒厂也换了厂长,跟宋家再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在宋维扬的记忆中,自从父亲入狱之后,酒厂很快就陷入困境。在新厂长的领导下,用人唯亲、管理僵化、乏力、贪污腐败……一系列问题层出不穷,渐渐失去了市场竞争力,最后在1998年被省城的一家酒厂给兼并。

    至于咱们的主角宋维扬,也从一个富二代,变成了落难公子哥,家里还欠着三百多万元的债务,这还不包括无法偿还的银行贷款。

    是的,欠债。

    宋述民当初做了两手准备,将一家濒临破产的罐头厂交给大儿子打理。由于罐头厂情况糟糕,地方政府并不在意,宋家大哥轻松的获得工厂全额股份,并在宋述民的帮助下迅速扭亏为盈。

    按照宋述民的设想,即便他犯事进了监狱,家人也可以靠着罐头厂过得很好。

    但随着保健品的兴起,以及各种饮品的增多,还有欧美国家联手对中国罐头反倾销,曾经风靡一时的水果罐头市场迅速衰败。

    现在罐头厂的仓库里已经堆满了积压货,经销商也闹着要退款,另外果农的货款、工人的工资、合作企业的款项都还欠着,上辈子宋大哥就是因罐头厂债务纠纷而意外死亡的。

    这确实属于悲剧。

    自家日进斗金的酒厂被充公了,反而是亏损严重的罐头厂股权明确,这些债务都得他们想办法来偿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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