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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0【农村调查】
    宋维扬在哪儿?

    我们把时间拨回两个月前。

    宋维扬选取的毕业论文题目,本来是《中国乡镇农村购买力调查》。在图书馆查阅社科杂志且得到喜丰公司的市场调查数据后,他又把标题改为《中国乡镇农村购买力衰退与中国内需不足之关系研究》。

    等宋维扬在农村待了一个月,他不知道该写什么了,问题太多,一篇论文根本写不完。

    宋维扬选取的第一个调查目标,是保镖洪伟国的老家,一个中部地区的普普通通的小乡村。

    在省城的喜丰销售分公司借来一辆面包车,宋维扬和洪伟国轮流开车18个小时。从国道进县道再走村道,面包车都快被抖散了,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。

    田里的秧苗郁郁葱葱,涨势喜人。山地里的麦子也即将抽穗,今年风调雨顺,应该会有个好收成。

    村道是农民自己平出来的,铺了许多碎石块。但前两天刚下过雨,路面被拖拉机的轮子压出深沟,再加上雨水冲刷,就变成大大小小的水坑。

    有时候水坑太深,面包车陷在坑里出不来,只能请村民们帮着推车。

    “一二三,嘿哟,加把力,走!”

    农民是朴实的,至少此刻是朴实的。一路帮着推了好几个坑,大家都弄得满身泥水,但嘻嘻哈哈都没吵着问宋维扬要钱。在他们看来,衣服脏了回家洗洗就行,卖那把子力气也无所谓,反正他们有的是力气。

    面包车开到村里的小卖部外边停下,洪伟国道:“只能把车停这里,到我家需要过几个田埂,再翻一个小山坳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下车步行,”宋维扬掏出一张钞票,对小卖部的老板喊道,“抬两件汽水出来,大家都累着了。我请客,每人发两瓶。”

    小卖部老板笑眯眯说:“好嘞!”

    农民们却憨厚笑道:“老板大方,推个车不算什么。”

    “伟国,这个老板是外地人?”洪伟国的四叔问。

    宋维扬掏出一包红塔山,每人都发了一根,笑着说:“我不是啥老板,我就是喜丰公司的市场调查员,跑来农村做商业调查的。对了,喜丰公司的饮料,你们村里没卖吗?”

    小卖部老板接腔道:“别说村里,镇上都只有一两家。喜丰那些冰茶、可乐,一瓶要两块多钱,农民舍不得买,我把货进回来也卖不出去。”

    宋维扬指着那些玻璃瓶汽水问:“这是你们本地产的?”

    “县汽水厂产的,”小卖部老板道,“这种汽水批发价才2毛钱,我拿回来卖2毛5刚好。”

    宋维扬问:“老板,你是从哪年开始做生意的?”

    “这店子开十多年了。”小卖部老板把烟点上。

    “生意怎么样?”宋维扬问。

    小卖部老板说:“以前的货更好卖,但进货不容易。现在进货容易了,但卖不动。就说啤酒汽水,只有栽秧打谷的农忙时候才有人买,平时谁有那个闲钱糟蹋啊。”

    宋维扬问:“以前农民就有钱了?”

    “那是当然,”小卖部老板笑道,“八几年的时候,农民最有钱。一亩地只交50斤谷子就够了,那个时候交公粮积极得很,抢着贡献给国家。交完公粮还剩下不少,可以卖给粮站换钱,这农民手里就有闲钱了。现在一亩地要交几百斤谷子,卖给粮站还不给现钱,只给你打白条,农民上哪儿弄钱去?”

    宋维扬问:“农税这些具体是多少?”

    小卖部老板道:“三提五统多得很,每年还不一样,别说是我,估计镇上的领导都搞不出有多少农税。打个比方,以前土里长出100块钱的粮食,有90块钱都是农民的。现在嘛,农民自己能留二三十块钱就该笑醒了。”

    “除了土地呢?”宋维扬问。

    小卖部老板说:“以前养猪是自己的,种树是自己的。现在卖猪要收税,砍树卖也要收税。最气人的是村办企业!”

    宋维扬笑道:“你们村里还有企业啊。”

    小卖部老板说:“十多年前办的,大家都集资,这家10块钱,那家20块钱,有钱的就凑几百块钱。企业是大家的,赚到钱按股分配,过年的时候分钱特别热闹。后来不行了,企业不是大家的,是村里面的,整成了大锅饭,赚到的钱还要被镇上拿去一些。谁干啊?厂子就垮了呗。”

    洪伟国解释说:“村里的厂子我知道,垮掉的真正原因,是产品卖不出去。”

    宋维扬问:“以前产品都卖到什么地方?”

    洪伟国说:“卖到附近的乡镇集市,顾客都是农民。后来农民手里没闲钱,买产品的就少了。”

    宋维扬默然不语,寥寥几句话,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中国乡镇农村的市场崩溃。

    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,之后的十年是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,并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当中,农民收入最接近城里人的时代——空前绝后。

    这十年间,农村、农民和农业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,农民粮食充裕,还搞起了无数乡镇和村办企业。而那时国家财政虽不宽裕,但还不但拨款新修水利,并帮助农村建设医保体系和教育体系。

    可到了1987年之后,财政分灶吃饭,事权下放,农村所有事情都由乡镇政府负责,连军烈属的费用,市以上财政都不拨钱了,实际的结果就转移负担给农民。农村包括修路、通电、电话、盖学校都要靠农民集资,而农民出钱之后,这些东西的产权却不是农民的。

    接着又是94年税改,地方政府没钱,搞得市县级别也从农民身上捞钱,农村负担呈几何倍提升。

    农村,农民,似乎一下子被遗忘。

    宋维扬想要搞这个论文的最初目的,是因为喜丰的产品只能卖到县一级,村镇市场的收益几乎为零。他从那些数据中发现,中国农村的经济是崩溃的,而此时有九亿农民,这九亿农民丧失购买力,还谈什么拉动内需?

    不调查没有发言权,通过跟小卖部老板的一番交流,宋维扬发现,90年代的农村改革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放缓,而是加速了!

    农村改革的速度,远远超过城市改革和国企改革,只不过农村改革的方向跑反了。

    。m.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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